【连载】长篇报告文学《躬身》（十一）

第五章

净土之净（上）

一

夕阳照在大夏河上，一条闪着金光的带子就从远山逶迤、横陈而来，把行走的车辆和翘首仰望的人们隔在了河的这岸。冬天的大夏河道里一半是冰一半是水，站在桥的这端向左看，河水、河岸以及耀目的白雪，尽在一片光明的笼罩之中；向右，河水穿过小桥进入顺光段，不再反射明亮的阳光，则愈显澄澈、透明，直接把河底黑漆漆的颜色透露出来。成百上千只赤麻鸭在河道间的雪地上站立、行走、展翅或觅食。在这样的地方，大约所有有翅膀和没翅膀的、有名字或没名字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可以统统被称作生灵。

对面就是一片举世闻名的藏传佛教地。威严的大殿、经堂、佛塔、牌坊和连片的僧舍在树木的掩映和夕阳的照耀之下，纷纷现出明亮的轮廓。在这里，无论雪白的墙壁、紫色的围檐、绿色的琉璃、金色的屋顶和塔尖、五彩云饰，还是在斜阳里行走的僧侣和信众，无不在向外界阐释着神秘、庄严的含义。

这里就是拉卜楞寺，也是拉卜楞镇，一个音韵响亮的名字响彻 300 多年岁月，将一个寺院和一个地域的声名远播至天边、地极。拉卜楞寺，即是藏语“拉章”的变音，意思为活佛大师的府邸，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被誉为“世界藏学府”，至今保留着完整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所属六大学院，一个显密学院，五个密宗学院，持续不断地为藏传佛教培养着各类宗教人才。

行过寺院门前的主桥，迎面就是一道长长的转经墙，这是寺院实际的外围墙，却因有难以计数的转经筒均匀排列其侧，看起来反而有一种开放的错觉。绕过这道墙，就进入了一个迷宫般的庞大建筑群。据记载，这座始建于公元（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的寺院，总占地面积达到了 86.6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40 余万平方米，主要殿宇 90 多座，僧舍 1 万多间，诸类佛殿、众多活佛宫邸及讲经坛、法苑、印经院、佛塔等等，不胜罗列。其中的“六大扎仓”也就是六大学院——闻思学院（属于显宗）、时轮学院、医学院、喜金刚学院、续部上院、续部下院，正是这座古老寺院的灵魂，在空间布置上，也如这篇建筑群的心脏一样，处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央部位。

天色向晚，一大群身着紫袍的佛学院学员开始向大经堂旁边的小广场上聚集。靠近一些时才发现，庄严的紫袍里裹着的是一群年龄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一百多人的一个大群体，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也有一脸严肃的相互辩论。这是学员们必不可少的功课——辩经。与广场内人数相当，广场周围也聚集了数量很大的 “观众”，从装束上看，这些人多是本县或周边的藏民。在佛学院的学员们辩经期间，场外的信众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俯下身来，跪在地上对着那些辩经的学员叩首、膜拜。

磕头、磕长头、躬身、膜拜……在拉卜楞寺，这样的动作或姿态随处可见。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只要没有走出这片建筑群，似乎对什么事物弯下腰来或前额着地都不奇怪。几百年以来，夏河、甘南甚至其他涉藏地区的信众不断地从各地来到这里，又不断地从这里回到自己的草原、牧区。反反复复，来来往往，把生命里最温柔的情感、最美好的心愿和最谦卑的态度交付给这里的活佛、僧侣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也把压抑在内心的苦楚、愤怒、悲戚和无奈交付给摸不着看不见的空；然后带着生活的勇气和驱赶牛羊的力量回到自己的草原，行走，放牧，歌唱，舞蹈，纷争……独特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独特的地域文化，确立了拉卜楞寺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也成就了拉卜楞寺 300 多年的兴盛。鼎盛时期的拉卜楞寺曾拥有僧侣 3600 余人。它不仅成为佛家神圣的宗教禅林，而且也是整个安多地区藏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心，素有“第二西藏”之称。

相对于拉卜楞寺，拉卜楞镇或夏河县却显得寂寂无名。仿佛是夏河县、拉卜楞镇坐落于拉卜楞寺之中，而不是相反。其实，早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夏河地区就已经立县，那时叫白石县，隶金城郡。清初，夏河隶属循化理蕃厅，辖南蕃 21 寨。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拉卜楞寺建立后，周边寺院陆续归附，原受各寺院控制的部落亦成为拉卜楞寺的属民，循化理蕃厅也失去了管辖南蕃 21 寨的权力。乾隆六十年（ 1795 年），拉卜楞寺得到河州总镇衙门特许，设置“臬仓”，直接管理寺院周围 13 庄政教事务和民事案件。自此，拉卜楞寺就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司管全寺及所属各寺、各部落的政治、宗教、军事等事宜。

旧时代的佛教寺院及其主要活佛由于教权和行政权力集于一身，都拥有较多的土地、牧场、森林、牧畜、房屋等。仅以拉卜楞寺为例，它所拥有的财产就分几大类：属全寺所有，属六大学院所有，属嘉木样佛宫所有，属各大小活佛所有和一般僧个人财产。其数目十分庞大，很难一一估算。1958 年前，拉卜楞寺出租土地 2.17 万多亩，周围 13 庄 900 余户都是它的佃户。拉卜楞寺在夏河县境内有羊 36500 多只，牛 7400 多头，马 9540 匹，还出租房屋 5100 多间。再加上寺院还从事放高利贷、商业活动、信徒布施、僧徒募化等，使拉卜楞寺拥有巨量的资财、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整个涉藏地区，在甘南，拉卜楞寺仅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其他寺院的情况和拉卜楞寺相比只是规模的不同，性质上并无分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态和局面，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资财，不在于物质层面，而在于宗教能够占据和左右着这个地域的人心和人的行为。

随着 1949 年夏河县和平解放，夏河县人民政府成立，一个新的时代开启。寺院退出地方的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专心于宗教事务。但由于文化和信仰的惯性，由于其所覆盖的地域和机构众多，其所关联的信众数量巨大，其对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甘南藏族自治州信教民众约有 40 万人，占总人口的 54.3%。藏传佛教寺庙 121 座，住寺僧尼 10331 人。而夏河县一地就有藏传佛教寺院 35 座，其中格鲁派 31 座，包括尼姑寺１座，宁玛派 2 座，萨迦派、苯波教寺院各 1 座。僧侣 3731 人，常住活佛 105 位，宗教场所遍及全县 21 个乡镇。

如此众多的机构，如此庞大的群体，无论开展哪项工作，特别像“环境革命”这种关系到每个人、每条街道、每座房屋、每一寸土地面积的活动能越过这巨大的存在，绕道而行吗？

俞成辉心里很清楚，在涉藏地区搞“环境革命”有很多难点和关键点，其中寺庙这一块正是一个难点，关键且敏感。这一块搞好了，对群众会有一个带动和推进作用；这一块如果搞不好，就可能给整体工作的深入推进带来极大的阻力。寺庙，按照一贯的说法，应该叫“净地”或“净土”，出家人本身也有着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洒扫庭除、净心、净身，也洁净周边的环境。据说，僧人们自己穿过的袈裟、用品，破旧了也不会随意扔到垃圾桶里或其他地方，哪怕只有一个布片都要焚烧干净；钵中的餐饭，基本要吃到一粒不剩，因为他们深知一切都取自众生，并非自己劳动所获，所以更要倍加珍惜……但他们往往只能管得了自己却管不了芸芸众生，每年千百万的信众和游客来来往往，有观光的，有上香的，有专门来磕长头的，还有在寺院中暂住的。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习惯、复杂纷纭的个人情况，有人忘情，有人无觉，有人突然之间来了“三急”，有人懒惰为了方便，都会给公共环境带来伤害和破坏。出家人讲究的是善待众生，人家千百里之外慕佛、朝圣而来，或心中已经有更大的悲苦，因为一个临时表现出来的小小过失，怎么好就恶眉恶眼地对其进行斥责和勒令改正？于是，宽容在某种程度上就演变成了纵容。很多寺庙往往都难免垃圾遍地，寺内的巷道、寺外墙边、河道，各种各样的果皮、包装皮、塑料袋、纸片、烟蒂、尿渍、粪便……人人看在眼里，却嘴上不说，明明净土已经被污染，却不得不绕开垃圾在“心净”上寻求慰藉。

就垃圾的定义和对待垃圾应有的态度，有人向拉卜楞寺寺管会常务副主任托海仓活佛提出这样的问题——

假如有这样两个信众来拉卜楞寺朝拜，一个信众看到了寺院中随处可见的垃圾和粪便，视而不见，绕过去跪在叩拜台子上就磕起了长头；另一个看到了寺院里的垃圾之后，心生感动，觉得这样的清净之地不应该有这些污物存在，于是忘记了磕长头，直接在寺院内外捡起了垃圾。那么，如何判断这两个人哪一个更虔敬？

出生于 1978 年的托海仓活佛深晓佛理、持重老成，听了这个刁钻的问题后，沉思良久，没有立即回答。他没有立即回答一来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问得比较突然，二来可能是因为以往环境和垃圾的问题没有进入宗教领域，更没有被关注过。突然两个本来没被相提并论的问题发生了不可回避的关联，是要好好思量一下。审时度势，他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在甘南甚至在涉藏地区，这也是一个未来生活中比较重大的问题。从宗教的角度讲，敬佛只要拜佛就是了，可能不必有那么多的牵绊和考虑；但从人性和人的情感上讲，当你敬重一个人，爱一个人，珍重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忍心容忍他的脸上沾有泥污？难道说宗教从来都不需要关注、关照人性和人的心理吗？

托海仓活佛最后的回答也是谨慎的、渐进的和周全的。他说，两个人应该都有功德。在出家人看来，两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信众和世俗的角度看，还是捡垃圾的人更直接，更爱佛、敬佛，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很多的人，包括人的情感、态度、理念和习惯。毕竟，物质或行为上的姿态更直接，也更有示范、引领作用；而视觉上的垃圾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有干扰，并且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向托海仓活佛提问的人并不是俞成辉。俞成辉拜见的人是拉卜楞寺的寺主活佛嘉木样大师。嘉木样大师，全名为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1948 年生，青海省冈察县人， 1951年由十世班禅大师认定， 1952 年农历二月十一坐床。1957 年开始担任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以后又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位。在宗教界威信极高、影响力极大；第十一世班禅转世时，他就是转世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充分、细致的交流，嘉木样活佛对俞成辉提出的甘南“全域无垃圾”的工作计划和未来可预见的效果大加赞扬，并表示这是一件能够有效改善地域面貌，提升甘南形象并改进人的观念和信念的善事、好事，宗教界也要责无旁贷地支持和参与，在这项工作上，拉卜楞寺要积极配合跟上地方的工作节奏。

二

清晨 4 点半，加欢加措激灵一下从睡梦中醒来。多年不变的生活习惯让他的生物钟可以和电子定时器媲美。醒来后，他便一刻不停地进入一天中固定的程序，起床、穿衣，匆匆洗漱，温习功课，离开自己的僧房，去参加每日必上的早课。寺庙里规定的早课时间一般在 6 点半钟，在此之前他要事先在自己的房子里自行温习一段时间。如果是日出较早的夏季，他就可能直接离开自己的僧房，去僧堂外边的石头上温习功课。在拉卜楞寺，加欢加措并不是最勤奋的学员，几乎每天他去僧堂的时候，都已经有人聚集在那里了。虽然不算太多，但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先行者。

即使赶上冬季，每天他都能看到在僧堂外的石头上凝然打坐的师兄弟。他们眉毛和头发上的白霜记录着他们打坐的时间，而加欢加措并不知道他们是几点钟就开始坐在那里念经的。很多时候，加欢加措也早早离开自己的僧房去寒冷的户外坐在石头上念经。一开始也感觉四肢和皮肤冻得疼痛难忍，但入定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和感觉。什么叫修炼呢？出家人就是要练这种物我两忘的硬功夫。早课时间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他经过那段门外的加时精修，感觉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如飞翔般迅速和愉快。

早课后的时间属于自己，餐饭、打扫卫生、方便，都由自己根据情况支配。以前打扫卫生的范围只限于僧堂和堂外的小广场，现在的范围要大很多，除了以往的固定区域，还有寺院内巷道和其他公共区域的卫生。近几年地方开展“全域无垃圾”运动，寺院对个人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要求比以往严格很多。以往基本全凭自觉，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区。以前，如果其他事情较多，卫生这块便可以稍微懈怠一些，脏点乱点，并没有人深管。现在寺管会那边也和地方一样成立了监督和巡查小组，定期对全寺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因为寺庙与寺庙之间要搞评比，哪个寺庙都不愿意上“红黑榜”的末尾，特别是拉卜楞寺这样的大寺院，落在其他寺院后边实在是没有面子，所以寺管会那边就得对全寺僧侣进行严格要求。僧侣们也不愿意自己落后别人，也要比平时多留意一些。

开始时，大家还都不以为然，觉得在寺院里搞无垃圾运动，纯属多此一举。因为在这里，脏乱差的地方多得是。要讲干净，恐怕哪个地方都比不上寺院。搞“全域无垃圾”，应该从最乱最差的地方开始，等其他地方都做到无垃圾了，再来寺院也不迟。可真较起劲来时，僧侣们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眼皮底下竟然也有那么多的垃圾。更让他们震惊的是，寺院的巷道里不但有形形色色的塑料垃圾、纸片和烟蒂，还有很多的粪便，原来并不是没有垃圾，而是自己看不见垃圾。这也是一种意识。自从眼里有了垃圾之后，才对垃圾有了不可容忍的态度。僧侣们一边清理垃圾，一边口念阿弥陀佛，从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的垃圾里，他们也深深感到了存在于人心之中的荒芜。

连续清理了半年的垃圾之后，僧侣们不断捡拾垃圾的身影唤醒了人们的觉悟。在游览和朝圣的队伍中，扔垃圾的人少了，随手捡起自己或别人不留意扔掉的垃圾的人多了。慢慢地，僧侣们眼中和心里，又没有了垃圾的影子。加欢加措是一个有心人，偶得闲暇，他会特意在寺院内外走一走，看一看。当干干净净的寺院，到处不见了那些垃圾和污物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格外的轻松和愉悦。没有了垃圾内心仿佛卸去了很重的负担，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净土啊！

转眼，加欢加措已经出家受戒 9 年了。15 岁那年，他母亲突然得了很重的病。医院初步判断至少有三种病交加在一起。可是照了机器就是出不来片子，无法确诊。眼看着母亲在痛苦中衰弱下去，他毫无办法。三四天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将他在拉卜楞寺出家的哥哥叫了回来。哥哥回来后，就握着母亲的手，给她以安慰和信心，每天不停地为她念经。片子出来后，医院很快对母亲进行了对症治疗。那年，加欢加措 15 岁，在母亲病危时，他对佛法许了大愿，如果母亲这次能大病痊愈、安然无恙，他就去拉卜楞寺出家还愿。由于当时甘南州有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少年要接受国家义务教育不允许出家。等一满 18 周岁，加欢加措就马上来到了拉卜楞寺受戒出家。

18 岁出家的加欢加措由于没有任何佛学基础，记忆力也不比少年人，背诵起经文来比较慢，比起很小就出家的那些师父，就显得笨一点儿。但他的理解力很好，又肯下功夫不甘落后，几年下来，经典、空性、戒律等样样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深得老师的喜欢。不仅在经典上有精进，在语言上也习得了汉语。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他认识了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便拜了俗家师父。几年下来，又系统地学习汉语，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于是他又有机会给那些不会讲普通话的高僧当翻译。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机缘，都是自己凭借正常的人生经验和理解力难以诠释的。

他的学业即将转入高级阶段了，他需要寻找自己的终身老师。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这一次选择很可能决定他一生能达到的境界。但这件事又不可强求，也不可完全靠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做出选择。在他的表述中，这有点像世俗里的婚姻，你看好的，不一定看上你；看上你的，你又不一定有感觉；两厢情愿的又不一定禁得起磨合。况且，拉卜楞寺的传统，一直是低调、务实、不事张扬，人人都懂得有名气的师父不一定有真本事，有真本事的师父并不一定有名气。虽然这件事看起来比较纠结，但加欢加措说他并不着急，这种一辈子的大事着急怎么行呢？他有耐心等来那个注定的缘分。看起来，他们的处事原则和选择原则，似乎和当下的社会风气恰好相反，真的是不图虚名。在这样的修养、观念和理念支撑下，刚刚27 岁的加欢加措看起来格外老成持重，似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

加欢加措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如果说有，也就是环境保护。他和夏河县的一个民间环保志愿者协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有时间，他就被邀请和协会中的人一起去清理一些宗教活动遗留下来的垃圾。因为涉藏地区的藏民基本上都信奉藏传佛教，而有一大部分人虽然信，但缺少佛学知识和常识，难免在民间造成行为上的盲目和混乱，一些活动又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大量垃圾。

加欢加措举了一个例子：这个区域的人们从心里是敬畏自然的，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神山和神水。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节日要去开展祭拜活动。这些行为相因成习，成就了一种难得的环保意识和生活习惯。但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因为心情迫切，投放无度，也造成了过多、过滥的现象。因为热爱环境，反而伤害了环境。特别在一些景区，草原也好、河谷或山地也好，到处都是经幡、风马、哈达和莫名其妙的布条、树枝，草地上、树枝上、石头上、山体下，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放上去的人为了吉祥而放，一走了之，后来的人既莫名其妙，也无可奈何，谁也不敢乱动，怕破坏了别人的好事，怕自己无故招来祸患。就这样，年深月久之后，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的经幡、哈达、红布条等都变成了十分难看、影响观瞻的垃圾。有些美丽的景点被大量的垃圾破坏了，有些野生动物被绳子布条缠裹而死，有些牛羊误食垃圾之后，无法排泄生病死去……加欢加措每有休息时间就随着志愿者团队转战南北，到处去清理这些宗教活动留下的各种垃圾。

不但清理，他还向老百姓介绍一些宗教礼仪方面的知识，以期从源头上避免垃圾的产生。因为他在寺院学习的课程里也有这方面的知识，他每到一地就从专业的角度耐心、细致地对没有这方面常识的群众讲解，无论经幡、风马或哈达，有的是用于祈福，有的是用于消灾，并不是在哪里都可以放的，也不是放多少都可以或多多益善的，有时放错了或放多了反而不吉利。比如风马，那是大鹏鸟的化身，如果把它投放在河里或湖里，从寓意上，会对水中的水族构成伤害，从环保的角度讲，也会严重污染河水。也就是说，这些宗教礼仪方面的东西，什么都不能随意乱布、乱设、乱摆、乱放。从普遍意义上说，无论多好的东西，放错了时间，放错了地点，或没有控制地无度乱放，都会成为垃圾或者祸患。

三

俞成辉在公开场合喊出“党心比佛心更慈悲”时，惊得很多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在涉藏地区历史上，还从来没听有人敢如此讲。讲这话的时候俞成辉还是甘南州委的副书记。

质疑的声音很快就传到俞成辉的耳边，有一些省里和州里的干部私下里对甘南州委办的人讲：“你们那个俞成辉咋啥话都敢讲，他还想不想在甘南干事啦？ ”

听到这些声音时，俞成辉没有反驳也没有畏惧、退却，而是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要用不可争辩的事实为自己的观点做证。他心里清楚，任何人话都不能乱说，讲话要深思熟虑，讲了就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如果没有对阿木去乎几十次的深入调研，没有对甘南州历史和现实的充分了解，他怎么可能随意乱说。

几十次的明察暗访，几十次与僧俗两界的广泛交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深知百姓的心声和疾苦，意味着看透了很多事情的本质和真相。别以为僧院里的僧人就不是老百姓，他们中大多数都来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他们的心也和老百姓紧紧相连，也是一颗老百姓的心。在很多的历史、现实事件当中，他们并不是主导者，而是被胁迫者。在讲“党心比佛心更慈悲”时，他也讲：“活佛也有三六九等，有真活佛也有假活佛，有好活佛也有坏活佛，有的活佛真正是慈悲为怀，有的活佛专门策动各种冲突和流血事件，与草菅人命有什么区别？还敢谈什么慈悲？连善良都谈不上，那叫邪恶。但党要负责所有老百姓今生的福祉，解除他们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和困苦。当你受灾了，受伤了，遇到危险和困难了，你能找谁，谁能帮你？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给的，你的所有现实的困苦、自然灾害等都是国家帮助你渡过的。脱贫攻坚以来，党让所有人民都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人人有房住和住房安全，这些佛会管你吗？有些党的干部不敢把话讲实、说硬，是因为他不敢担当，不想有作为，不想代表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决心、没气魄。”

想当初，他第一次来到阿木去乎的时候，面对的形势可不是今天这个状态。回想当时情景，又怎一个“难”字可以概括？

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到了他自己管理的领地，迎接他的不但没有掌声和笑脸，反而是一种刀子一样冰冷、拒绝的目光，他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去拜访老百姓，老百姓除了冷漠就是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去拜访寺庙，寺庙拒绝约见，避之如瘟疫。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要亲自找到原因，也要亲自找到问题的答案。180 多次的坚冰之旅， 180 多次的往返、跋涉，他不弃不舍地敲叩着群众的家门和紧闭的寺庙大门，也不弃不舍地敲叩着人们的心扉。他坚信，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真诚、善意和想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现实困境的执着，一定能够打开隔在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屏障，一定能够消除那些本不该存在的误解、偏见和敌视。他坚信没有哪一个春天持续的温暖不能融化覆在地上的冰雪。终于，在他跑到 100 次左右的时候，冰雪散去，大地露出了原有的面貌——哪里有沟壑，哪里有泥泞，哪里有坎坷，哪里有黑暗，哪里有疼痛，哪里有委屈……已然尽收眼底；之后的近百次阿木去乎之行，他是为了在原有的基础上，探讨和寻找一条弥补裂隙、消除隔阂、通往鲜花盛开之境的道路。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去看一看 40 年前， 30 年前， 20 年前的阿木去乎，你就会发现，你一下子就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它的面貌、秩序、人们的观念、行为，完全超出你的想象。贫穷是它的第一特征。破烂的房屋、混乱的街道、遍地的牲畜粪便和垃圾……很多群众家的屋子极其破烂、狭窄，家里没有碗筷，没有完整的炕面，炕上多是用塑料布和破纸遮盖，大人和孩子之间也是用一块塑料布隔开。人们身上没有干净完整的衣服和鞋子，一个个看起来都像旧时代的马帮或落难的牛仔。村子里逢婚丧嫁娶，帮忙的客人要从自己家带着碗筷，否则吃不上饭。人穷志短，心境和心态就不好，于是进入了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自己没有牛羊就到别处去偷、去抢。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刀，不为别的，只为防备阿木去乎人突然闯来强抢牛羊。

很多年以来，阿木去乎人的凶悍是远近闻名的，几乎甘、藏、青、川常在外边跑的人都知道阿木去乎人的厉害。曾有人问甘南本地藏民，车巴沟的人和阿木去乎人谁更厉害，本地人不假思索就给出了答案——还是阿木去乎人厉害。当年往来甘肃和四川的有些货车经过阿木去乎，重车过阿木去乎时要爬一个陡坡，速度极慢，要花去半小时才能通过，这半小时就是阿木去乎人扒车卸货的时间，不管车上拉什么东西，只要有东西就行，有什么卸什么，卸下来的货物村民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价格。因为是盗窃的物资，也怕被公安抓到，拿到市场上尽快出手，不管是什么，实际价值几何，基本上都只能换几包或一两箱方便面吃。

最让当地政府头疼的是草山之争，村子与村子之间的械斗，基本年年发生，最多时每年要发生十多起较大规模的冲突。南畔村、万有村、娄来村、安国村、扎代村、吉昂村……十来个村子，凡相邻者都有争端。诸多村子中，南畔村草场资源是最充足的，这个村处于众村包围之中，因为邻居多、资源多，冲突自然就多。这个世界的事情总是这样令人失望，资源和利益都可以把所谓的高度文明者变成强盗，更何况物质落后地区的普通村民。有时，这个大村要同时和六七个村子打仗。群斗异常激烈，一场混战下来，轻则很多人受伤，重则就要打出人命。争斗的根本原因还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难怪阿木去乎镇的人经常为一片草场去拼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资源确实有点儿少，人均草场面积刚 50 亩。这和人均 200 亩草场、资源丰富的村子比，显然很难维持生计。

俞成辉来阿木去乎几次之后就发现，这是甘南一个最为特殊的地方。虽然地方不大，但交通便利，无论公路、铁路，这里都是甘川之间的必经要塞。如果在古代冷兵器时代，这里当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当下的信息时代，这里也是一个承载物流和信息的重要枢纽。出入方便，联络广泛，再加上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国际背景，特殊的民风民情和地域文化，使阿木去乎成为一块敏感而又坚硬的石头。所以，阿木去乎的问题，历来都是当地干部手上的一块烫手山芋。

这是一个堡垒，如果阿木去乎攻克不了，老百姓就没有安宁幸福的日子。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这么一个难治的大病灶，持怎样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干部的成色和品质。是知难而退，把问题留给后来人，还是鼓起勇气，勇于担当，下定决心把问题彻底解决好？

知难而上。这是俞成辉一贯风格，但难度之大也是俞成辉必须面对和承受的处境。你想想，一个问题那么多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仅仅是一两个方面的原因吗？正面的压力暂且放下不说，单说身后的压力。种种矛盾之中有没有执政者自身的过失？有，就得揭短，就得露丑，就得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评判、诊断和否定，否定以往的工作就要得罪一大批干部。沿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就什么也不用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抚、遮掩几年，把硬骨头留给别人，自己一转身也就溜了，但那不是俞成辉的风格。看见高山不攀登，不征服，那还是俞成辉吗？

说担当也好，说勇敢也好，说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也好，俞成辉说干，就要实实在在地干，把身子扑上去，把身内身外的一切押上去，完全是一个拼命三郎。要真想解决问题，哪还顾得了许多？哪有时间瞻前顾后？拼啦！不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不诊断准了有什么病，怎么开刀？怎么下药？于是，他一口气列举了造成阿木去乎各种矛盾的“扯皮现象”——上下关系两张皮，干群关系两张皮，寺政关系两张皮，等等。这么多的“两层皮”现象的存在，刚好给国外势力的渗透留下了可乘之隙。紧接着他又指出了问题存在的症结：“重维稳轻民心，重政法轻统战，重活佛轻干部，重寺院轻乡镇，重临时轻平时。”

确诊之后要做病理分析，辩证分析越深越透，治疗方案才能越精越准。

长期信访工作的背景，使俞成辉拥有十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可以说，群众工作是他的“专业”，所以阿木去乎的问题一上手，他就已经了然于胸，阿木去乎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民心问题，属于群众工作的性质：“源头在国外，根子在达赖；问题在基层，难点在寺院；本质在民心，核心在发展，关键在干部。” 他发现，很多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观念、站位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工作没少做，但效果不好，还经常抱怨出力不讨好，群众不支持，归根结底就是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没有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做事情；没有把群众工作这笔账算明白；没有把群众观点这杆秤端公平，使群众不愿意敞开心怀与干部交心、放下包袱与干部对话、真心实意支持干部的工作。如果干部没有一个“将心比心，与群众心意相通；换位思考，和群众同频共振”的良好心态，不能在第一时间读懂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怨什么，怎么能打开群众的心扉呢？

这些年，大家也都知道甘南处在反分裂、反渗透、反破坏的前沿阵地，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若不及时解决，就会成为影响全州乃至全省全国的大事。为做好甘南的维稳工作，州县乡工作组进村入户、进寺入舍，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虽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由于很多干部方法不当，生硬刻板，讲政策，只会照本宣科读文件、“依着葫芦画瓢”，导致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部分干部群众工作能力欠缺，致使党的优惠政策的宣传工作很难入脑入心、触及心灵，个别农牧民群众甚至产生了“只拿共产党的钱、不买共产党的账”的想法，这就是不会做群众工作带来的尴尬和后果。

病理分析完成，就要对症下药开方子，阿木去乎的问题，如何解决？群众心中的积怨，如何化解？

接近 200 次的调研，关于阿木去乎问题的解决方案，俞成辉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一张口就说出了几条大的原则：“注重从细微之处入手，让群众找到信任感；从协调沟通入手，让群众找到主体感；从融合共进入手，让群众找到归属感；从为民解忧入手，让群众找到依靠感；从满足诉求入手，让群众找到幸福感。”

方子开好，但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属于没有实现的愿望，属于没有实践的理论。到了具体的实施环节，每一步都是一个坎，每一步都要人的真心、真功夫。每一味药要到哪里去找？能不能抓到真药、好药、量足质优的药？煎药的人有没有耐性和信心慢慢把这服药煎好？火候掌握得如何？是否用了意念、心思？有没有把药煎煳？煎好后以怎样的态度把药送到病人口边？ “病人” 对你的药是否相信？是否愿意服用……一系列环节制约着最后的结果，其中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很难预料结局如何。

那时，摆在眼前的问题并不是他的方子是否科学以及他用的药是否灵验、有效。似乎一切还都无从谈起，因为阿木去乎的群众和僧众们还拒绝党和政府的干部靠近。别说喝你的“药”，就连你的人他们都深深怀疑。如何让他们知道你的真心和用意都是个问题，更何谈“张开嘴”和你配合。

那天，俞成辉刚出阿木去乎镇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国外又有一个民间组织要来甘南考察生态环境。他知道，这些所谓的“民间组织”多数并非什么民间组织，细查背后都有很深的背景。他们来甘南也并非为了什么环境保护，多是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行渗透和颠覆之事。这些年，达赖集团攻击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就是环境破坏问题。针对涉藏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他们频频发声、出击，称我们把藏族人的神山神水都破坏了，一切的灾难和不幸都从此而来。如果长期让境外敌对势力肆意抹黑，我们终会处于被动状态，为群众办多少好事，也会被恶意攻击所抹杀。

这时，俞成辉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仿佛从浓重的阴云中看到了一丝光亮。在政府和群众之间，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黏合剂，那就是环境保护。藏族群众的神山神水概念与我们的绿水青山概念不谋而合。只要把甘南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到超乎所有人包括境外敌对势力的意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和反击，也是甘南人民的根本福祉所在。这是甘南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对敌斗争的需要。那个心潮澎湃的下午，俞成辉独自在心里勾画出了一幅甘南“环境革命”的蓝图。群众和僧众不是拒绝开门吗？那就从谁也不能拒绝的环境卫生开始，敲开他们的门，打动他们的心，再引领他们一步步走向一个更加宏大、开阔的境界。是的，他要从小小的环境卫生开始，从甘南“全域无垃圾”入手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从小处入手做大事，最容易因为认识不到位和坚持不到位半途而废，所以尤其需要足够的时间、耐力和信心，更容不得马虎和懈怠。对此项工作的难度俞成辉是心知肚明的，但除此之外确实找不到其他的捷径可走。审慎评估周边的人文环境和工作环境，他决定亲自上阵，带领基层干部一起干，言传身教，把群众工作的秘诀和方法传授给他们，把甘南的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那就以车巴沟和阿木去乎两个特殊的堡垒做示范吧。示范什么？首先是心态和姿态的定位。在表述上俞成辉是这样说的：“就像地里的麦穗，身子越低，承载越重，收获越大。做群众工作，一定要学会眼睛往下看、步子往下迈、身子往下沉、触角往下伸、情感往下移，真正到基层一线牵手广大群众，拜群众为师，向群众问计，与群众打成一片，一身尘土两脚泥。”

表述出来了，就是心里有底了，心态和认识上过程已经完成，但落到实际，真正做出来，难度就更大了。他的车，每年 12 万公里的行程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简单的路程，那是时间、心思和精力。自从开展“全域无垃圾”以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基层，放在群众那里。寺庙里的斋饭，有的干部不习惯吃不下去，俞成辉端起来就吃；有些牧民家里又脏又乱又有气味，其他干部住在车里，他却要住在牧民的家里……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让群众看看他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多远，隔不隔心；让群众感觉到干部们在为他们想事、办事，在为他们忙碌、操心、谋划，寻找出路，谋福祉；让群众感受到干部们对他们的真诚和热心。心贴近了，有了情感，也就有了信任和依靠。他就肯听你的话，信你的话，就会相信党和政府正在真心实意把他们从困苦中解救出来；也就会在纷纭的众声中，判断出哪个声音是真，哪个声音是假，哪个声音为善，哪个声音为恶。如此一来，“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辩自明，群众知道了你是在为他们做事，怎么会不支持你？怎么会不把你的正确主张变为自觉行动？那么，“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待续）

任林举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此心此念》《虎啸》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韩、蒙等多种文字。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2014年最佳华文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

来源：甘南日报